提起8月8日，国人大多会联想起它的谐音“发发”，取其财运旺盛之意。但极少有人知道，这一天同样也是中国本土的父亲节，而它的背后其实是一段被遗忘的有关责任与牺牲的故事。1945年8月，抗战已到最后的收尾阶段，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也已取得转折性的胜利，中国离战争胜利仅有不到一个月。但很多人没有等到这天，漫长的14年抗战，让中国于绝望中看见希望的正是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军人，他们喋血沙场，把明天留给了后代。大公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无名军人，他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，记者问他：抗战胜利了，你准备做什么呢？
他坦然回答道：“那时我已经死了，这场战争中的军人都要死的，但我的孩子会替我好好活下去。” 记者听完，当即潸然泪下。
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慷慨赴死的父亲，在漫长而绝望的战争中，用鲜血点亮了胜利的曙光。为了纪念这些伟大的父亲，1946年上海市各界党国元老、名流绅仕联名上书，陈请上海政府转呈中央，定8月8日为全国性的父亲节。国民政府予以批准。此后每年的8月8，遂成法定父亲节。但随着局势突变，政治变迁，这一节日也逐渐湮没于历史之中。如今重提这一被遗忘的中国父亲节，不仅是致敬、纪念以往这些勇于承担家国责任的好父亲，更是在唤醒一种当下十分稀缺的“好父亲”品质：对内承担家庭责任，对外改造社会——个人层面做个好公民；在家庭当个好榜样；在社会通过创造价值改变社会。如果说改造社会是父亲的天职，那么改变自己，就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，正如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碑文上镌刻着的一段话所说：在我年轻时，我曾想改变世界，但我发现我不能，所以我想改变国家；但年岁渐长，我发现这也不能，便只想改变家庭。但待到我白发苍苍，我也未能成功。直到我行将入土时才明白，如果我一开始就先改变自己，我就有可能改变我的家庭，进而改变我的国家，甚至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。因此，作为一个好父亲的责任，首先是做好自己，保护好内心的道德秩序，不让社会的污浊侵蚀他的灵魂。这体现在身份上，做一个好父亲，首先便是做一个好公民——有道德底线、不作恶、尊重他人的权利，并杜绝精致利己主义的毒害。钱理群先生早有断言：我们的社会正在培养大量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，他们惊人地世故、老成、顺从，却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关怀和悲悯，责任感淡漠，只是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和目标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对国家、民族的损害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，如果他们不幸成为一个父亲，更很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。从前几年的“我爸是李刚”，到“死刑不死”的“孙小果案”，再到自爆“父亲帮我进中戏”的某网红，无不是缺乏教育下的人格惨案。他们的父亲或身居高位，或西装革履自视精英主义，但若剖开其外表，却只能看见一颗极端利己的心脏。
一个好公民必然要与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划清界限，但这还不仅仅只是道德底线，他还应该要守住自己的理性底线：
了解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，不作恶，不随波逐流。成为一个坚守自我、独立思考的人，不为名利所诱惑，不为权势所屈服，亦不为潮流所裹挟。只有自己不糊涂，才能让孩子不糊涂。
文明的本质在于人本身，在于个人的认知，以及社会成员所达成的共识。如果希望生活在文明中，那么第一步就是先让自己文明起来。看清历史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弊病，让自己不被愚昧所裹挟。
一个好父亲，不仅要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，更要守住自己的理性底线——尊重现代文明常识，尊重普世价值，不被庸众的情绪所绑架、不用狭隘的主义度量一切。
一个好父亲，不但要是一个好公民，更是个家庭的好榜样。在一个家庭里，父亲要承担的角色，绝不仅仅只是物质供养者，他更该努力成为这个家庭的“顶梁柱”，以身作则影响家里的每个人。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太多这样的父亲：他们对社会是慷慨的，对家庭却是吝啬的；他们在财富上是自由的，在家庭责任上却是贫瘠的。这样的父亲，不仅缺席了孩子的教育，也缺席了他自己的人生课题：做个值得孩子尊敬并学习的人。我们经常会从新闻中听到，一个事业成功的父亲背后，还站着一个“丧偶般”的妈妈，和一个追问她爸爸在哪儿的孩子。在过去，苦难岁月曾经塑造了一代“卑微”的父亲，他们知识贫瘠、无权无势，与孩子也少有精神交流，只是单纯的“供养”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人性的光辉，因为——“他什么都给不了我，却又什么都给了我。”但社会的进步，让苦难的父亲越来越少，现在更多是“成功”的父亲，他们的工作、事业很受人尊敬，连走路都是高昂着头颅的，以至于孩子在他们眼里是如此矮小，甚至完全无足轻重。很多这样外表光鲜的父亲，站在某个高位，在社会上受人追捧、尊重，但却连自己孩子的尊敬都无法赢得；他们以名校光环、社会地位、物质财富为荣，却不知一个父亲最难争取，也最应该争取的荣耀，是孩子对他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尊重。孩子不会听父母的，他们只模仿父母。父母可以为孩子争风挡雨，但路还要孩子自己走。因此，一个好父亲，在家里一定是一个好榜样。将自己的精神品格传递给孩子，却又不能像工作那样发号施令，只能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中以身作则，让孩子发自内心地敬佩他，继而学习他，在两颗灵魂之间的沟通中，完成父与子的精神传递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，往往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。因此，当我们讨论什么是“好父亲”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思考什么是好的社会。因此，一个好父亲的天职，更是要改造这个社会，好父亲不仅是家庭的稀缺品，更是一个社会的稀缺品。美国国父之一约翰·亚当斯总统曾说：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。这样我的孩子，以及他们的孩子，才会拥有研究数学、哲学、商业、绘画、音乐、诗歌、建筑的自由和权利。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企业家、政治家一样有改造社会的强大能力。但却决不能甘于“躺平”，甚至成为利益集团的附庸，成为一个“食利者”。
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不管是牙医、记者，或者补鞋匠，都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尽可能创造他的价值。
何为食利者？既有商业的食利者，更有政治的食利者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本是一种良善的社会秩序，但后人如果只乘凉，自己却不再种树，他便成了一个食利者。在这个社会中，有多少人是生活在某种利益团体的庇护中，自身却完全不创造社会价值？他们的优越生活，有多少真正源于自己的双手？“食利者”继承财富、消耗财富固然合法，可他若不创造价值，责任感也就必然淡漠，因此我们总是能在新闻中看见这样一些人：他们四处发表观点，张嘴闭嘴都是“大词”，却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；他们一时冲动便能犯下恶劣的罪行，却丝毫不感到愧疚，似乎总觉得，会有人替他兜底。因此可以说，不做家庭的“食利者”、社会的“食利者”，也是成为一个好父亲的最低底线。而在这个基础上，嵌入商业文明，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，改造社会，为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是一个好父亲的最高使命。
一个好父亲，对内要养育家庭，对外要创造社会价值。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他做为独立的个体，要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、理性底线。这样的道理听起来简单，但真正懂得，还能传授给孩子的父亲，真的太少太少了。韩寒说，懂得了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但他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。其实，一个好父亲不在于他懂得了多少道理，而是他是否懂得运用这个道理。很多父亲在外面高谈阔论，应者云集，但回到家面对孩子，却感到手足无措，想要将自己的知识教给孩子，却又感到有心无力。这便是王朔所说的“知道分子”：对各种浮光掠影的道理都懂得一点，却不能将这个道理与实践结合起来。教育孩子是世上最复杂的事，但我们的父亲，却往往在这方面十分“轻敌”，他们不重视与孩子的代际差异，喜欢用说教的方式讲道理，导致孩子开启了“心智防御模式”——嘴上应付着，心里抵抗着，行动敷衍着。最后父亲干脆放弃了精神层面的交流，讲道理的方式越来越简单粗暴。其实，道理本身分为三个层次：知识、见识、价值观。而不同的道理，也有不同的讲法：智力层面的知识既要准确，又要有趣；精神层面的道理——既要倾听，又要共情；人生层面的价值观——既要肯定，又要引导。归根结底，一个好父亲讲道理，在于给孩子创造一种体验。正如赵洪云在《爸爸与小孩》一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与孩子对话的场景，里面没有高深的教育理论，但却是一个好父亲用他的亲身经历写出的一份参考答案。
在这本书中，父亲和小孩探索世界，每一次关于思想和精神的交流，就是一次成长，孩子在成长，父亲也能借着孩子的成长而得到成长。
买一本放在枕边，随手翻一翻，就像在看一个就在我们身边的“模范父亲”：作者赵洪云既是一个好公民，有良知有底线；他也是一个企业家，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；最难得的是，他还是一个亲子关系的沟通高手，能把自己的精神品格、人生智慧，通过交流、沟通说进孩子的心里。为此，先知书店诚挚推荐《爸爸与小孩》，以平等、共同成长的姿态，用自己的诚实和智慧浸润孩子，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与心智，塑造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价值观，这本书不仅为很多纠结的父母提供了一整套可参考的体验，也是中国父亲传承被遗忘的父亲节精神的参考答案，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，购书即赞赏原创。